第4节

只怕打不胜。即便鲍超、刘铭传等与之相遇，胜负也很难说。”

    出师不利，使李鸿章开始清醒下来，不得不认真研究对策，并调整作战方略。原先他对曾国藩的所谓“河防”不屑一顾，说是“闻者皆笑其迂”，并讥讽古有万里长城，今有万里长墙，不意秦始皇在千年之后竟遇知音，但在接二连三地吃了败仗之后，他才真正领会到曾国藩的良苦用心。对付捻军，光从陆路围剿显然不够，而利用河防，限制其流动，则不失为有效之策。直到这时，李鸿章才认识到，还是老师的手段高明啊！此法虽笨，但笨法自有笨法的道理。于是，他决定仿效曾氏“筑墙之法”来对付捻军。万里长墙终遇知音!但知音者，已非曾氏，而是他李鸿章了。

    1867年春，东捻军从湖北突围进入河南南阳一带。当时他们面临两个选择：一是北上陕西，二是西下四川。可是由于陕西就食困难，而四川路途遥远，赖文光与任化邦等人磋商之后，决定东上山东，进入富庶的胶莱一带。

    战略专家认为，这一决定实际上存在重大失误。因为它给了李鸿章利用运河和胶莱河作防线围剿捻军的机会。

    从1867年6月，李鸿章在认真研究和部署之后，决定实施“倒守运河”之策。所谓倒守运河，就是将原来的东岸设防转为西岸设防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他设下了两道防线：一道是胶莱河防线。其战略目标是困敌于胶莱海隅，加以歼灭。第二道是运河防线。此防线的战略目标是，万一捻军突破胶莱防线，则利用运河防线，继续围歼。

    为了确保这一计划的实行，李鸿章亲自巡阅运河，沿途察勘，并督修长墙。“炎风烈日之中，弁勇昼夜兴作，劳苦异常”，“七月初间，运西长墙一律完整”。接着，李鸿章又调集数万重兵，其中包括淮军的全部主力，以及山东、河南、直隶等地的部队，层层设防，铁壁合围。

    但是，尽管他周密部署，还是未能达到目的。原因是山东巡抚丁宝桢并不配合。就在他指挥各路军马层层合围时，东捻军却在胶莱防线的北端突破鲁军防线，渡过潍河。李鸿章几个月的精心筹划转瞬化为泡影，他又气又恼，指责丁宝桢“慢师轻敌”，玩忽职守，可丁宝桢并不买账，随即以牙还牙，攻击李鸿章调度不力，“纵贼误敌”。他还把责任推到淮军身上，认为潘鼎新部行动迟缓，救援不力，而李鸿章“徇私诿咎，倒置是非”，完全是推缷责任。

    虽然李鸿章身为钦差大臣，专办剿匪事宜，但他管不了丁宝桢，后者作为一省大员也根本不听他的话。

    说到底，这是个体制问题，或者说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。李鸿章早在督师伊始，就曾提出统一事权，明确地方权限，以防掣肘，可他的想法根本无法实现。曾国藩督师时就因地方掣肘，一事无成，现在轮到李鸿章吃苦头了。

    丁宝桢是晚清名臣。他是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的进士，历任编修、知府、巡抚，后来官至四川总督。《清史稿》称他“严刚有威”。很多年后，他出任山东巡抚时，曾杀了慈禧身边宠宦安德海，为民除害。其铁面无私，刚正不阿，盛传一时。李鸿章碰上他，算是遇到硬茬儿了。两人腾章相诋，你来我往，朝廷不耐烦了，于是各打五十大板：下令李鸿章“交部议处”，丁宝桢摘去顶戴，革职留任。这是清廷惯用手法。不过这一顿板子，倒把李鸿章打醒了。是啊，这么闹来闹去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眼下要紧的是尽快消灭捻军，建功立业。否则，曾国藩前车不远。

    李鸿章脑子转过弯来后，便不再认死理了。他开始主动讲和，首先进行自我批评，认为大敌当前，应该一致对外。丁宝桢也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儿，冷静下来之后，也以和解的姿态做出了回应。此后，双方达成共识，一致决定加固运防，共同对敌。

    然而，就在这时，朝中有人对运防提出了质疑，认为这玩意儿曾国藩过去搞过，李鸿章现在又搞，但都没搞出什么名堂，所谓劳而无功，不如罢之。

    李鸿章一听这话就急了。如果说，几个月前，他还是运防的嘲弄者和否定者的话，那么，现在已是坚定的捍卫者了。在他看来，灭捻者，非运防不可，除非另有更好的办法。至于运防眼下尚未奏效，问题不在运防，而是另有原因。他上书陈述理由，请求不罢运防，认为现在需要的是耐心，千万不能朝令夕改，否则前功尽弃，军心亦为之动摇。

    李鸿章的请求最终得到了采纳。对于东捻军来说，这实在是一个不幸的决定。从9月初至11月下旬，短短的两个月间，淮军在加强运防的前提下，施展了猛烈攻势，以刘铭传为首的四支精锐的游击之师以骑制骑，以快制快，接连获得了胜利。尽管东捻军突破了胶莱防线，但仍被困于狭长的运河防线之内，无法摆脱淮军凶猛的追击，在连续不断的打击下，损失惨重。

    9月间，李鸿章移师济宁，做进一步部署。此后不久，东捻军在山东境内频遭重创，被迫向江苏北部游走。刘铭传部紧追不舍，一路跟进。据报，11月17日，在日照的追击战中，铭军击中任化邦的右耳，尽管伤势并不严重，但李鸿章仍然很重视，并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