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节

的机会；打了胜仗，立功受奖，一路升迁。他有一个习惯，凡事先要请求胡总督、俞总兵，从不飞扬跋扈、擅作主张。当有官场冷箭飞来时，胡总督主动为他遮挡。

    他的这个良好习惯，完美地复制在他的满朝人脉上，让他屈伸自如。兵部派来的官员，朝廷派来的御史，他都待若上宾，请客送礼。所到地方，先去拜码头，吃喝一通，再认认“兄弟”。就是对部下，他治军严酷却并不呆板，不断拉起自己的死党——这些小石头，他知道堆起来也是一座“山”。

    戚继光同样以复杂的眼光看待胡宗宪。戚继光的光芒盖过俞大猷，起于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年）。这年四月，胡宗宪获悉倭寇逼近浙江沿海，他给俞大猷的命令是：阻止倭寇靠岸就行。结果，此处不养爷，自有养爷处，倭寇掉头去了福建。都察院监察御史李瑚认为胡宗宪以邻为壑，纵敌逃窜。胡宗宪大为紧张，又深为狐疑，最终得出结论：是俞大猷出卖了自己。于是上下其手，把责任推到了俞大猷的身上。

    ——戚继光明白了，一棵树上上吊，迟早会真的吊死。在与胡总督产生不了利益冲突时，他是一座“靠山”。当自己的地位一天天接近胡总督时，这座“靠山”很可能就是压倒自己的大山。

    俞大猷奇迹般地复出，戚继光醍醐灌顶，他很快打听出，是“老领导”俞大猷攀上了严嵩这座“靠山”，尽管这实际上是俞大猷的朋友陆炳所为。戚继光意识到，自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官场“鸳鸯阵”，从此主动进京“跑部”，以酒桌为战场，在兵部扎下了根。

    在京城，戚继光还准备了充足的银两，试图结识高拱——戚继光看什么都具有战略眼光，高拱确实是个前途无量的人。但高拱这个人嚣张、孤傲，戚继光没有联络成功。戚继光退而求其次，与高拱的副手，时任国子监司业（约等于中央大学副校长）的张居正攀上了。

    戚继光的眼光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日后的时局变化虽有偶然，但张居正确实如日中天。胡宗宪日后身败落马，只有他如意从前线回到了京城。奇怪的是，离职时的戚继光，“领将印三十余年，家无余田，惟集书数千卷而已”。

    别的不说，戚继光巨额俸禄与奖金都到哪去了呢？

    十、英雄试金石

    戚继光离开福建去北方赴命，是在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十一月。新皇帝明穆宗朱载垕，性格仁慈宽厚，信用大臣，其当政六年，采取解除海禁等一系列新政，南方紧张局面明显缓于北方，戚继光也由此开始了他新的使命。

    这一去，便是十六年。而这十六年，既是戚继光新的事业期，也是他与张居正的蜜月期。这时的戚继光与张居正交往已有十年。戚继光东南抗倭功绩不时震动朝野，张居正担任裕王（即后来的明穆宗）讲官时，曾与裕王谈论起戚继光。穆宗对戚继光有着良好的印象，这也是戚继光后来事业有成的基础。

    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八月，明穆宗准备到天寿山祭祀，因安全问题未能成行。蒙古诸部军队屡次突破九边防线，造成京师附近形势紧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戚继光奉诏北上参与边务。戚继光到北京任职，是借了徐阶之力，与张居正没有直接关系。

    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，这十六年，戚继光最引人注目的是完成了三件事：训练部队，建立车步骑营，修建长城敌台。这三件事无疑是大事，有效地解决了明军的作战能力、军事协同与军事防御问题。只有一件，也是功勋。

    三件大事，戚继光是怎样做到的呢？张居正至少帮助他解决了三大问题：职务问题、权力问题、工程建设问题。

    职务是建功立业的基础，有位才能有为。权力的有效性，还需要不受掣肘与干扰。修筑敌台属于特大重点工程建设，蕴含着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，一个项目建起来，往往有一批官员倒下去。戚继光顺利地完成了三件大事，毫发未损，张居正是他的护身符。

    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十二月，戚继光到达京师。待命在家，戚继光知道是要来做大事的，便上《请兵破虏四事疏》，提出自己的边防策略。但效果适得其反，引发一些官员的猜忌与非议。任命下来时，戚继光只是个禁军神机营副将，也就是他爹当年的位子。

    戚继光的失落只维持了几个月。隆庆二年（1568年）三月，穆宗升兵部侍郎谭纶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，总督蓟、辽、保定等处军务，兼理粮饷。两个月后，在谭纶的推荐下，戚继光以都督同知衔总理蓟州、昌平、保定三镇练兵事务。

    明代著名的书法家、精研兵法的徐渭，曾纵论天下名将：嘉靖以来，武将堪称杰出者惟戚继光、俞大猷、谭纶三人而已。很长时间里，谭纶都是戚继光的领导，谭纶与张居正交往亦深。

    为了戚继光的职务，张居正和谭纶进行过几番讨论，在《与蓟辽总督谭二华》和《与蓟辽总督》两封信中，可看出张居正为戚继光事权而用心良苦。张居正争取到了明穆宗的支持，戚继光才有了创业的平台。

    戚继光准备大显身手，巡抚刘应节、巡按御史刘翩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