孤蓬万里，归乡却似异客。

    多年以后，当陈葳再来到申城，与新天地的男男女女擦肩而过时，他会再想起在灯火通明的高楼里，在头昏脑涨中提交辞职申请的那个深夜。

    那是一个五月的夜晚，已经是后半夜了，这栋楼的灯却还整层整层的亮着。陈葳已经二十多个小时没有睡觉，他想喝口水，马克杯底却只有厚厚的咖啡渍，只闻一下就泛着苦。公司的电脑屏幕已经在他面前几乎出现了重影：一片白色的、摇晃的、方形的亮光。设置好邮件定时发送的那一刻，陈葳终于忍无可忍地合上笔记本，仰倒在办公椅上。他闭上眼睛，顶灯的灯光透过眼皮，有些红红的亮影，叫他突然想起小学时坐在窗边，做眼保健操的日子，那时阳光正好。

    太阳穴突突地跳着，他很累了，但是在咖啡的作用下有一些神经质的兴奋和晕眩。他听到同事合上电脑、整理桌面，然后轻手轻脚地拉开凳子。

    “陈老师，我先走了哈。”

    “好的。”　陈葳看了一下表，已经凌晨三点了。七个小时后，他又会在这里见到这位同事——换了一套全新的正装，黑眼圈被遮掉，每一根头发丝都得体而熨帖，香喷喷地走过来，再拉开椅子，查那些眼花缭乱的数据库和报表。可能早饭都没有吃，但是已经喝了一大杯黑咖啡，因为这一天他要按计划开一场会，约两个访谈，推进项目一二三。

    这也是他十年来几乎每天的生活，而这样的生活换来的是他在总监的位置上卡了三年。最近部门项目缩水，他的工作岌岌可危——裁掉他可以省下相当一笔钱，又不影响大局。

    他两年前发现自己开始神经衰弱，最近已经到了难以入睡的地步。上个月他出外勤期间，发了一周的低烧，吃了一周的头孢，回来检查出炎症，又在医院挂着水赶了三天工。到现在烧将将退了，喉咙还是痛的，今天他用这样的喉咙做了四个小时的访谈。

    他受够了。

    办公室其他人已经离开了，陈葳又打开了电脑，下载了辞职申请的表格。他头晕目眩却写得如此顺畅，每一句话都在夜晚的辗转反侧中，在脑袋里盘了无数遍。他起身接水时想：“要是项目报告也写得这么快……去他妈的吧，谁爱写谁写，谁爱卖命谁卖，我是再也不想写了！”

    他把文件提交到网站，备份发给合伙人邵姐时已经快五点了，还顺便请了第二天的假。夜色渐渐褪去，偌大的空间里只剩他一个人，白日里这里是流水线一样的热闹，各种香水的气味飘在一起，他们套着昂贵的工服，面前一个屏幕，文件沿着看不见的网络飞来飞去，数不清的报表和报告从他们指尖生产出来，配送到客户的邮箱。每个人手边都有一杯杯喝完的咖啡和维生素饮料，睡眠不足的时候，咖啡支撑着这些人的大脑，但是透支着他们的心脏。他开了车慢慢回去，街上也空荡荡的，偶尔有几个跑车飞过，带过一阵呼啸的轰鸣声，那是蹦迪的富二代们回家了。

    邵姐早上看到文件的时候，反射性地回了一句“收到，谢谢”，然后仔细一看文件名，打出了一个问号。这时候陈葳已经在他的出租屋里睡得昏天黑地：他第一次没有带电脑回家，压在头上的那个东西被他彻底扔在了新天地的写字楼。下午睡醒的时候，他看见微信和邮箱有几十个红点。陈葳踢开床边乱七八糟的衣服，摸了一下手提包，才想起电脑没带，于是又用手机打开辞职申请表，满意地欣赏了一番。邵姐的聊天记录还停留在早上那个问号——她显然顾不上陈葳的辞职申请，因为她今天要把他请假而留下的烂摊子也干完。

    随后是项目收尾、工作交接、房子转租，和在申城的朋友一个个道别。他盘了一下积蓄，决定先找个舒服地方躺三个月再说。生活用品被他打包送到了物流站，车子送去托运，自己拎箱子回了长吉老家。

    也算是提桶跑路了，他笑笑。

    等托运的时候，陈葳的微信响了，妈妈今天做了骨头汤，拍照发过来。这时候陈葳才意识到，他没有告诉母亲辞职的事情，当然，他也从没有告诉母亲这些年变态的工作强度和糟糕的身体状况。

    看来辞职是万万不能说的。

    写给公司的那些说辞，却不能让妈妈知道一个字。

    陈葳想了一下老妈平日在长吉的行程，在几乎覆盖不到的地方订了酒店。孤蓬万里，归乡却似异客。他仓促地给漂泊生活画上了句号，至此，一个月内接连爆发的偶然，似乎都成了他十年间意料之内的必然。

    但是日子不顺久了，总有些意料之外的惊喜，让逐渐下坠的生活突然间云开月明。

    他在接机口遇到了已经两年未见的故交，杨有方。